奥数不是“反革命”，它只是替罪羊，是教育不公平和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替罪羊。

　　自1956年奥数被华罗庚引进中国之后，这个原本只适合少数具有数学天分的孩子学习的内容，逐渐被扭曲为升学的筹码，使得无数普通学生饱受其害。变异后的奥数确实该打，但板子还不能只停留在它的屁股上。

　　北京市近日暂停所有的奥数培训，众名校也表态不将奥数成绩作为升学依据，却引发许多家长“此举会加剧拼爹游戏”的担忧。这是家长们对升学难、以钱权择校的担忧。

　　奥数的疯狂程度几乎都与当地的择校热成正比，比如在北京，这个流行以推优、共建生、条子生、钱权择校等方式“小升初”的首善之区，有一位家长竟然给孩子报了7个奥数班，以确保他在“走钢丝”般的“小升初”中能如愿进名校。它的背后其实是择校热，而择校热的背后，又隐藏着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早被废除，但事实上的重点学校却从未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它导致了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

　　要大幅度地缓解、削弱择校热，从长远来看，真正可靠的出路只有一条：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办好每一所学校。舍此无他途。教育学者杨东平9月18日在接受腾讯微博访谈时说，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乱象背后，都是政府行为，或者乱作为，或者不作为。他认为，能否治理好择校，关键在于，政府主管部门是站在少数重点学校的立场上，维护它们的特殊利益以及自己的特权，还是恪守《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强有力地缩小学校差距，办好每一所学校。

　　尽管，义务教育确定了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反对选拔性、竞争性和淘汰性的选拔生源的方式，但在目前学校办学差距过大的情况下，要求就近入学也会造成教育不公。每个孩子都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如果因为户籍、家庭住址的限制而失去这样的机会，家长们自然会心有不甘，稍有能力者则会努力通过择校手段改变不利的局面。

　　择校，实际上是在选择好的老师、丰富的教育机会、优质的教育资源、良好的学习氛围。而在这些方面，即便同处一个区，名校与普通校、薄弱校之间，确实有天壤之别。在北京，有的小学其图书馆藏书近十万册，图书阅览室就有7个，能定期举办“体育节”、“艺术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大型课外活动，并有机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办校庆，或在国家大剧院开艺术节，或在“鸟巢”举行运动会；还有的小学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校建立友好学校，老师与学生们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很多；有的小学有条件成立100多个兴趣小组，开发的特色课程令人眼花缭乱，包括航模、舰模、车摸、定向越野、机器人、围棋等。没有雄厚的资金和充足的师资支持，要拥有上述学校的教育资源，是天方夜谭。而且，这些名校的学生既有见多识广的机会，也可能获得更多、更高的荣誉，还能在“小升初”中得到更多的资格，比如其推优比例就比普通小学要高。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你的家就在这些名校旁边，你的孩子恐怕也没有机会成为就近入学的幸运儿。据媒体报道，北京有多所小学就近入学的生源比例均低于50%。有的成为以招收择校生、共建生为主的“贵族学校”，其就近入学的生源比例不到20%。乐意开门办学的学校，遭家长抛弃；家长渴望就近入学的名校，却紧闭大门。这就是北京等地的义务教育现状。

　　教育规划纲要规划了一个似乎触手可及的“桃子”，它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切实缩小校际差距。要在剩下的8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实现这个目标，政府需要大作为。一是要少做锦上添花，多干雪中送炭的事情。众名校具有较强的吸纳教育资源（包括资金）的能力，政府应主动与它们保持距离，把更多的精力和经费向薄弱学校倾斜，如此才有可能“保峰填谷”；二是要切实推进县域内公办学校校长、教师的交流制度。这是有望在短期内提升薄弱校办学质量的举措。实践证明，一个好校长和几名好教师，就有可能在一两年内激活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日本的中小学生就享受到了这种流动的好处，该国的公立基础学校的教师平均每6年流动一次；多数的中小学校长一般3～5年换一所学校，每一名校长从上任到退休，一般要流动两次以上；三是应将“小升初”、“初升高”的招生指标，根据区域、学生数等条件，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个学校，而不论生源校的声望高低。解决了升学之忧，择校热随之也会降温。

　　政府应该传播并力行的一个价值观是：建立在掠夺优质生源和资源基础上的名校，不是一所值得尊敬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