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高考，等不得，也急不得
——专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

　　承载万千期待，也背负种种质疑，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从酝酿到各省具体政策陆续出台，一路走来似乎顺利。随着2013年高考报名开始，围绕其产生的一连串意见摩擦和北京、上海、广东并不明朗的政策走向，却再次引来众议纷纷。

　　尽管截至目前已有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西、福建等省份出台明确的就地高考细化方案，但北京、上海、广东的谨慎态度还是让人强烈地感到这项改革的“不简单”。

　　上周，广东省表示就地高考方案已基本成型，将于年底出台，并透露将进一步配套就地中考方案。该省教育厅负责人坦言，学额吃紧、教育资源不均、招生名额有限是最大“拦路虎”。而在刚刚结束的高考报名中，北京市教委曾“婉劝”非京籍学生回原籍高考，随后有消息说，其相关方案已提交北京市委、市政府审定，原则上将于年内出台。而议论已久的上海拟对居住证实行“积分制”管理的说法，其具体指标体系仍未公布。

　　等，还需要等多久？就地高考能否“一步到位”？北上广等地政策为何难以落地？如何规避“高考移民”，如何在弥合不公却引发新的不公的隐忧间寻求平衡？改革需要完善哪些长远配套？针对这些问题，光明日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

　　就地高考能否追求“一步到位”？

　　距离2012年底只剩下不到20天的时间，“急切”成为形容随迁子女家长心情最恰当的词语。就地高考政策能否如他们期待般追求“一步到位”？对此，谈松华表示，解决就地高考问题，不能拖而不决，也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不分情况、地域地“一刀切”。

　　记者：就地高考被视作教育改革“一块难啃的骨头”，是由来已久的积弊爆发吗？

　　谈松华：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重申“就地高考”这个概念，也是从制度本身明确标准——放开非户籍人口高考，究竟面向哪一类人群？不少人习惯把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制度不准确地称为“异地高考”，而这恰恰是教育部前几年予以坚决治理的高考乱象。异地高考是指为了争取更多入学机会而去参加其他省市高考，也就是“高考移民”。现在讨论的是如何“让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后接受更高教育”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移民高考”。

　　就地高考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因人口大量流动而产生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之所以此前没有突显出来，是因为当时随迁子女首先面临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而现在随着家长、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工作、学习年限的增加，在分省命题、分省录取的高招背景下，如何解决其升学问题也愈显迫切。但需要注意的是，问题不是短期形成的，解决也不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在东部等人口流入大省更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各地情况有很大差异，不能盲目“一刀切”、标准化。因此，国务院出台《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而具体政策还是交归地方制定。

　　记者：在黑龙江、安徽、山东等已出台具体政策的省市，大多通过设定“准入门槛”的方式划定标准。这一做法是否合理？“门槛”设定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谈松华：笼统限制这一部分人群在居住地受教育、参加考试是不应该的，但在教育资源配置、城市承载力等因素制约下，因地制宜设定条件是现阶段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在设定“门槛”时，既要最大限度地考虑随迁子女及其家长的诉求，也要充分论证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和城市承载力，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教育资源、文化基础、就业流向等多方面密切配合、关照。

　　北上广为何难以落实？

　　如今，“北上广兵马未动，就地高考改革有名无实。”成为新的感叹。对此，谈松华认为，北上广作为人口流入重要地区，情况复杂，既要防止“门槛”过高无益于解决问题，也要避免“门槛”偏低导致城市承载力决口、教育资源供给乏力、本地居民利益受损等问题。

　　记者：北上广等地具体方案难以落地，主要受哪些因素制约？

　　谈松华：具体政策出台必须考虑教育资源供给和城市承载力等因素，需要完善的配套支撑。现在是一个艰难的论证、制定过程，需要兼顾协调各方面利益，单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这是北上广态度谨慎的原因。

　　从教育供给的角度看，我们做过一个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上海小学阶段的非户籍学生分别占到46%和47%，初中阶段分别是27%和30%。前年海淀区曾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学生享受和户籍学生“同城待遇”的改革措施，结果当年和2011年非户籍学生就分别增加2000人和6000人。门槛设置的高低，需要对增加多少教育资源进行严格测算。更重要的制约来自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城市承载力大小的论证。以水为例，有数据显示，在深度开采地下水的条件下，目前北京人均占有水量不到世界的1/10。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引发医疗、交通、住房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目前，公众最大的担心有两个：一是利益分配会不会伤及自身；二是制度设计会不会为高考移民流向分数“洼地”留下空隙。担负解决教育不公平使命出台的“就地高考”政策，如何规避新的教育不公产生？

　　谈松华：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制度设计规避。“就地高考”的首要条件是：随迁，即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在居住地有稳定工作；在居住地接受过义务教育后寻求更高的受教育机会，即拥有居住地学籍。当然，各地对学籍年限的规定有所不同。这就从制度源头将其和为了单纯寻找高考“分数洼地”而在高考前转入的“高考移民”区分开了。

　　对于户籍地居民对就地高考方案出台后，是否会损害本地学生在受教育、录取比例等方面权益的担忧，也是可以解决的。教育资源的改革调整，特别是对高水平大学名额的合理分配正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的情况是：一方面，就目前和未来几年来看，高考生源不断减少，而大学招生名额还会增加，总体上说北上广户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包括高水平大学的机会不会减少。另一方面，国务院文件也要求，对于招生名额的分配也可以根据报考人数的增加而适当增加投放比例。这样就可以既满足随迁子女的受教育诉求，也能保障户籍地学生权益。政府还会根据具体情况增加相应教育资源投入。如上海教育经费从前几年的300多亿元增加到70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要解决因随迁子女增加而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

　　治本之策是什么？

　　有评论指出，“就地高考改革的推进牵一发动全身，10年到20年能解决都是乐观估计。”针对这种声音，谈松华认为，治本之策还在于制度建设，既包括改革社会管理制度，也需要健全学籍管理制度。

　　记者：治本之策需要哪些改革？

　　谈松华：因为牵涉问题太多，就地高考问题已不单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后续需要改革的还有社会管理、教育管理等一系列方面。从社会管理角度讲，目前城市人口管理还在采取户籍管理的方式，但在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的情况下，实际上户籍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起作用了，但对教育的强约束力还在。这也是一直以来教育公平问题饱受争议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综合、完善的人口管理方法来确立不同人群在城市享有市民待遇的权利。而在这个前提下，教育部门应该建立比较健全的学籍管理制度，确保学生在该地有符合条件的学籍，就能在当地参加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