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科研经费腐败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中央一方面要求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一方面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应该说，高校科研领域的问题正在一一改正过程中。然而，在高校科研环境日趋向好的背景下，个别高校的教师却出现了不敢做科研的现象。这背后是何原因？

　　本报记者余东明

　　年底是每个单位、每个人盘点过去一年工作的时候，对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很多老师来讲，过去一年该校科研领域的两个贪污案被定罪给他们留下了巨大阴影。“现在一般都不做科研，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近日，该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

　　据悉，不久前复旦大学医学院动物实验部原主任杨萍、医学院动物实验室原正、副主任敖红和黄爱民均以贪污罪分别被判刑。从今年年初至今，《法制日报》记者一直关注这两起案件的走向，并对沪浙两地多所高校科研领域的管理现状，展开了为期10个月的调查。

　　科研项目经费支出存漏洞

　　杨萍在看守所待了3年4个月，她被释放后找到记者“喊冤”:“自始至终，我没有承认犯罪，所有科研项目从审批到完成都是按照学校规定办理，科研经费的分配和取得也严格按照学校管理办法实施，要有罪也是学校制度有罪。”

　　杨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改判为3年4个月。二审判决后的第三天，她刑满释放。然而，她的两名下属却没有如此幸运，一审分别被判10年和12年有期徒刑，二审虽改判，但至今仍在狱中服刑。

　　法院给两案定罪的理由是，利用职务便利，将应由所在部门承接相关实验服务项目的所得收益予以侵吞，而敖红和黄爱民一案又暴露出借用别人名义承接科研项目、用假发票报销套现的科研经费管理乱象。

　　“这两个案子代表了目前高校科研领域管理中的两大方面，大部分老师都像杨萍这样以学校或者部门的名义承接科研项目，然后以酬金的方式获利；小部分没有科研资质的人会像敖红、黄爱民这样借用别人名义或者其他不正当渠道找项目赚钱。但不论是哪种，在科研经费支取的实际操作中乱象丛生。”上述不愿具名的复旦大学老师告诉记者。

　　资料显示，2010年，复旦大学理工科、医科共获得各类项目1393项，到款总经费10.8亿元。另据资料显示，浙江大学2011年到款科研经费28.17亿元，总量居高校第二，其中千万级项目达到102项。从这两组数据可窥高校科研领域的经费之巨。

　　“科研项目一般分为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前者是拨款类项目，由上级部门或各类基金下达和资助的研究项目；后者为非拨款类项目，即向社会承接的研究项目。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纵向课题比横向课题多得多。”这位老师透露，如果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科研经费都得以千亿元计算。

　　“从我们审理来看，复旦大学在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周法官告诉记者。诚如他所言，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在对复旦大学专项巡视后指出，该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存在腐败风险。具体而言，从2008年至2013年，该校有25个项目在同一时间多渠道申请获得资助，属于重复申报课题；有2个项目涉及4个专利授权属于用旧专利充抵新课题成果。巡视组还要求学校对配套资金不到位、违规报销经费、未按规定退还结余经费等问题进行排查。

　　在调查中，有多名高校领导和老师告诉记者，这种案子只是高校关于科研经费管理问题的冰山一角，复旦大学存在的问题也是全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依法严格规范管理，关系到我国科研领域的健康发展、长远发展，任重而道远。

　　立项申报不拼实力拼关系

　　记者从杨萍处获悉，复旦大学科研老师手上都有两个本子，一个酬金本，一个经费本，这是每个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必备的两个记账本。按照学校和动物实验部多年来的规定和惯例，有科研资质的老师，谁承接，就由谁申报、完成和最终对经费的管理分配。杨萍承接和完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经费使用均记录在记账本上，然而，这最终也没能成为她洗罪的证据。

　　记者手头有一份《复旦大学理科与医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规定》，记者注意到，在该“规定”中，科研经费到学校账户后，学校收取5%的管理费和3%的科技活动费，项目负责人可提取纵向课题最高8%的酬金、横向课题40%的酬金，其余的用于实验开支。如果项目结束后经费仍有结余，项目负责人还可以提取不超过40%的劳务酬金……

　　此外，记者还取得了浙江大学和上海其他三所高校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发现分配方案大同小异，但浙江大学规定的经费列支项目要比复旦大学的更为详细，具体为三大类13项，另外，浙江大学在今年3月又专门对横向课题经费管理作出新的规定，补充了对业务招待费用的限制。

　　“之所以酬金的比例如此之高，就是要激发老师科研的积极性，但问题就出在经费管理环节中，由于管理过于粗放，可操作空间太大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就容易滋生乱象。”复旦大学刘老师做科研多年，对业内操作了如指掌:“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

　　那么，多年来高校科研领域的乱象又有哪些呢?刘老师给记者做了分析。首先是立项申报，不拼实力拼“关系”。一个原本科研实力不强的人，只要当了校领导，课题马上就来，于是很多人就削尖脑袋，往上钻营。另外一些老师也纷纷利用学校的资源“跑部钱进”，拿了课题费后，甩手就给了年轻教师或学生去做。

　　其次是经费花不完，报销靠造假。每年那么多的科研经费，学校在收取了管理费后基本不控制。复旦大学更是规定，“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由项目负责人负责”。于是，为了套现，开具假发票、编造假合同、编制假账目等手段应有尽有、防不胜防。

　　“老师变老板，项目变金库，用学生身份证冒领劳务费，把装修发票、购车发票统统入账。中国科协曾有过调查，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刘老师说。

　　其三就是验收走过场，成果没人管。“有关系拿到项目的就有本事结题，花点经费，请几个专家说说好话，即便课题不怎么样，照样有机会拿优秀。”刘老师透露。

　　滕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没有科研资质，前几年就把接来的项目放在导师名下做。“高校工资低，要赚钱就得做科研，所以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告诉记者，“现在普遍不敢了，这不是闹着玩的，要坐牢的。”

　　学校制度有缺陷亟待完善

　　在杨萍案中，记者注意到，其定罪最重要的一组证据就是复旦大学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这两份说明后来被该校老师广为诟病。

　　“这两个案子中，到底是个人故意犯罪，还是学校制度缺陷所致，这是学校需要面对和检讨的，但现实中学校却是一推了之，撇清自己。”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快四年了，但学校在科研经费管理的建章立制上并没有太大改善，这让我们感到后怕。”

　　那么，在科研经费贪污案发生后，尤其在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科研经费管理提出整改意见后，复旦大学又有哪些作为呢记者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在和复旦大学宣传部联系，希望学校领导或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但一直得不到正面回应，其间曾致电该校纪委书记，也被直接回绝。

　　刘老师以前每年都要负责三到四个科研项目，但近两三年来他几乎不做了。“同事中，除了职称晋升需要，一般都不做科研，这虽是块肥肉，但风险太大了。”他说，学校虽然在建章立制方面没有进展，但财务规定明显严格了，以前那些可以报销的项目现在几乎被砍光了，科研真的不好做。因此，现在学校科研发展呈断崖式下滑。

　　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旨在充分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并要求各个高校根据自身实际出台相关政策。

　　华东政法大学童老师告诉记者，鼓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收入分配政策固然重要，但合法依规地获取报酬是前提。要杜绝科研领域的乱象，还得从依法治校做起，尤其在立法层面，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

　　同时，他还认为，对科研项目的管理还应建立诚信和惩戒体系，追加相应责任条款，在验收评估中，对有问题的项目责任人要记入“黑名单”，追回项目资金并限制未来申请科研项目的资格，并以此培养一支积极性高、创新力强、风清气正的高校科研队伍。(为保护受访老师隐私，文中受访老师除案件被告人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