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景山学校校长范禄燕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景山学校在河北曹妃甸开办分校，由于采用的是教育部审定的自编教材，没有列入河北省教育采购书目，相关部门表示无法列支费用，分校的学生面临课本无钱购买的局面。

景山学校遇到的这件尴尬事，折射出京津冀教育协同工作中存在的推进难现象。那么，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究竟难在哪里？两会期间，记者就此采访了京津冀三地部分全国政协委员。

有顶层设计 缺顶层协同

今年2月，京津冀三地教育主管部门在河北廊坊召开了一次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发布了“十三五”专项工作计划和一批京津冀教育对口帮扶项目。

这些跨区域教育协同项目能否落地，取决于三地能否真正有效协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李旭认为，跨区域协同难点在于协同主体数量增加。

李旭以高等教育协同为例分析说，除了京津冀三地政府主体外，相关高校还涉及其他14个部委主管部门，共计17个办学主体。“在多元化的主体构成下，区域教育协同面临着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

三地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大了协同的难度。从义务教育阶段生均经费全国排名来看，北京第一，天津第三，河北列第二十七名。而在高等教育阶段，京津两地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也远多于河北。

“京津冀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高等教育布局和质量、人才规模层次和结构不平衡的原因是三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深层次原因是三地的区位差异和由此导致的政策壁垒。”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推进顶层设计需要顶层协同。

有“小账本” 缺“大账本”

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王长华看来，京津冀教育协同难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三地教育部门各自需求并不完全契合。

“总的感觉是河北省对此更热心，希望得到京津的资金、项目和人才支持，但京津也有各自的考虑。”王长华说，“能不能把各自的‘小账本’，统算到‘大账本’里面去，考验三地推动教育协同的决心和智慧。”

多所异地办学的北京公办中小学校长向记者反映，学校在异地办分校，教师的选聘由当地教育部门主导，总校并不能根据学校需要选择合适的教师。“如果学校连选择教师的权利都没有，怎么贯彻学校的教育呢？”一名校长发问。

李旭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经济资源在规模或范围上的跨地区拓展，也并非三地发展要素的简单累加，更应该注重通过结构性的资源调整构建共享共赢的整体统筹发展模式，实现“1+1+1>3”的效果。

在一些学者看来，建立京津冀协同的“大账本”蕴含着各地教育发展的极大机遇。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石峰通过研究发现，当前京津冀三地的高职高专都存在开设专业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相适应的问题。比如，河北59所高职高专院校中，有31所学校开设自动化类专业，但人才需求旺盛的光伏产业，由于没有相关专业和课程，出现了人才空缺。同样，北京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中，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明显不足。

“解决这样的问题，区域协同大有可为。”石峰建议，“应鼓励区域内高职院校积极开展校际教学合作，推动学分互认，师资互聘，联合办学、联合攻关等。共同调研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做到三地毕业生就业政策协调一致，促进三地毕业生逐步实现无障碍流动，互相输送各地急需人才。”

有办学项目 缺社会配套

2016年9月，北京景山学校前往河北曹妃甸办分校，分校既接收首钢曹妃甸厂区职工的子女，也接收当地的学生入读。然而，学校已经开学半年，方圆10里仍是荒无人烟，师生生活极不方便。

在全国政协委员张其成看来，景山学校办分校遇到的困难有其必然性。他说，教育无法孤立运转，需要依赖当地政府在土地、财政、人事等方面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引导与支撑。

张其成认为，教育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如果河北对京津的人才没有吸引力，即便现在可以通过一些措施让一部分京津优秀人才到河北工作，将来也留不下来。

“引进一所学校，不仅意味着在当地增加大量新的社会服务需求，还有利于当地民众整体素质的提升。”全国政协委员刘建平提出，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项目对社会的整体拉动作用认识不够。

在刘建平看来，能不能让好的教育项目和优秀的人才落地生根，取决于学校发展是否能得到当地足够的社会支持，让师生没有后顾之忧。

“同样，对京津冀教育协同整体而言，如果能建立一套社会协同机制支撑教育发展，京津冀教育协同的水平与效率，一定能得到极大提升。”刘建平说。